长期以来，我国在刑事案 件审判中比较注重定罪而相对忽视量刑。在司法实践中，量刑常被简化为控辩双方的一句“特恳请法院依法从重（或从轻）判处”。最高人民法院自本月1日开始试行的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 见（试行）》，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；但河北省高院为此拟定的《实施细则》中“以酌情减刑鼓励被告人亲属‘大义灭亲’”的条文引起了不小争议。

在河北省高院官方网站上，记者看到了这一条文：“被告人亲属举报被告人犯罪，提供被告人隐匿地点或带领司法人员抓获被告人，以及有其他协助司法机关侦破 案件、抓获被告人情形的，可以酌情减少被告人基准刑的20%以下。”

记者辗转联系上河北省高院，但几个部门的工作人员 均以“这不归我管”为由推脱，截至发稿时，有关争议没能得到回应。

“不能为提高破案率牺牲法律权威”

“采用这种方法，对提高破案率应该说是有帮助的，但多少给人‘拿法律做交易’的感觉，法律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性可能因此受到损 害。”华东政法大学刑法专家薛进展教授这样认为。

薛进展分析说，鼓励亲属“大义灭亲”，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司法资源 的浪费，但因此“酌情减刑”，甚至明确为“酌减20%以下”，不免会损害法律的严肃性，“代价太大”。

上海智岳信文律 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马友泉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：“这样做不合适。”他认为，鼓励亲友检举揭发与中国传统伦理中的“亲亲相隐”相悖。孔子在《论语·子路》里曾说，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 隐，直在其中矣”。历代立法者多肯定“亲亲相隐”原则，“在中国古代，父亲犯罪如果儿子揭发，那儿子必须先受几十大板，而后才给父亲定罪。传统上官方不支持亲友相互检举揭发。” 马友泉说，中国的法律不能脱离自己的文化传统，不宜鼓励“大义灭亲”。

他还认为，这样的条文在法律上也缺乏依据：“法律 明确规定，自首，哪怕是在家属劝说后自首，都可以作为轻判的理由，但检举揭发不是自首。”

“有规范总比没规范好”

但也有专家表示肯定。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郑伟指出：“有规范总比没规范好，以往的从轻量刑，如何减刑缺乏标准，现在明确化 了，应该说是好事。”

他也同意，从传统伦理看，这一条文之下可能会产生一些所谓“家庭叛徒”；但从积极的方面看，它对被告 人有所保护：“无论如何，检举是亲属的权利，况且举报后，被告人可在从轻量刑上得到帮助。”

郑伟说，这一做法在法律 上可以找到支持：“自首也好、检举也好，其最终结果都是犯罪嫌疑人落入法网。如果家属强制将犯罪嫌疑人送到公安机关可视为自首，那么这和检举揭发在本质上是一样的。”

他指出：“这一条文并没有强迫亲属举报。”他还透露，法学界长久以来有一种意见：亲属应该有“包庇罪”的豁免权——即亲属不检 举并不构成此项罪名。“刑法中，除了对盗窃有规定，小孩偷窃家中财物可以从轻，其他条款无一考虑亲属关系，这是可以考虑改进的。”

恐会引发更多司法纠纷

“无论怎么说，这都算一个进步。有些人包庇罪犯不举报，给司法机关的工作增加了难度。”记者 看到，这类颇多。

当然不少人心存困惑和担忧：对于犯有极其恶劣罪行者是否也适用这一办法——“如果是该判死刑的罪，经 过亲属‘大义灭亲’，是不是就成了死缓了？”对此，河北省高院的《实施细则》并未具体涉及。

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系教授岳平担心，这个《实施细则》也许会引发更多司法纠纷。“仔细看最高人民法院的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，可以发现它对减刑条件已经做 出明确规定，但自首、立功行为都针对犯罪分子本身，并未提及其他人的作为。”

岳平指出，刑法主要惩罚的对象是行为，犯 罪行为人必须自己承担后果，而不能衡量其他人的行为，就此而言，“河北省高院的《实施细则》有些简单化了”。同时她强调，因大义灭亲而酌情减刑的做法，功利性明显，一旦家属检举 后，减刑目的难以实现，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更多司法纠纷。